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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社区

未来社区|来自过去的未来社区——访本地共和社区Randal

策划/崔国  采访/舒天乙 宋雅婷  文/宋雅婷  编辑/崔国 潘晔  图片提供/本地智慧


“未来社区是否依然需要营造社区归属感来作为连接人群的纽带?”


新技术,解决问题的同时往往也带来问题,直到再有新的技术出现解决这些问题,并带来另一些问题,周而复始。不相信科技真正带来进步的人,大概会认为,我们只是通过不同的技术,来反复描绘某些共同的追求或欲望。假如这个荒诞的世界,真的像博尔赫斯的《神学家》描述的那样,历史是一个圆环,那么,未来社区也可能是过去的投影。这篇采访从城市历史、人、社群的角度,谈谈关于未来社区的想象。



本地共和社区



“本地智慧”是活跃在深圳的一帮年轻人,从2015年开始经营着他们理想中的“未来社区”。“8090”、“深圳人”、“海归”、“村二代”、“跨专业”……他们身上有很多标签。从42号公寓到本地共和社区,从青年公寓社区到运动综合体、产业园,他们的关注点更多是实际内容的构建,从年轻一代的生活、社交、消费、心理需求出发,通过实践来摸索新经济模式下人的居住与休闲模式。在共享、生活方式、本地情怀、场景成为社区营造的热词之前,他们已经打造出了一些相应的空间和配套基建。“本地智慧”对未来社区系统的开发、空间更新和内容策划,一路以来的故事都可圈可点。我们采访了本地智慧的Randal,从策划、运营、管理的实际经验出发,聊一聊对未来社区的构想。


“未来社区” vs. “未来人社区”


“未来社区”可以看作是“未来城市”的构成单元。目前我们关于未来城市的构想,有两种基本思维,也构成了我们开发新的城市服务和社区产品的两个出发点。


一种认为,新技术能解决城市生活中现有的问题;新的城市服务和社区产品,须以满足人居住于城市的深层或更高需求为目标,它们可以是对目前城市硬件的一种软件增补。例如,我们的即时公交定位查询、线上物业平台、社区智能停车指示等等,都诞生于这种思维。


而另一种,则认为人在城市生活中的需求是可以被新出现的技术引导的,它们不直接解决城市中现有的问题,而是创造性地提供替代方案;引导需求的新产品一般有强力的投机资金驱动,也产生新的消费与盈利模式。例如,Uber提供的是一种在“互联网+”技术出现前人们难以想象的出行选择,催生了更便捷舒适的通勤消费模式,却同时也跟城市交通发展的一些重要需求,如减少碳排放、缓解路面拥堵、降低交通成本等相违背。


从宏观的空间规划和城市管理角度来构想未来社区,人们往往从新兴技术出发,讨论无人化的软硬基建将会如何改变社区,例如智慧交通、app服务平台、社区信息网络等。但人和技术,是一个相互异化的进化过程,技术不会是社区发展的唯一向量。通过这篇采访,我们想从更微观和具象的角度,讨论人、社群、城市文化的动向作为一个重要的向量,会将未来社区驱向何处。




Randal,深圳“本地智慧”联合创始人。团队活跃于居住、商业、公益、文化活动等领域,关注本土城市文化历史与空间肌理,参与改造过50余个不同类型的活力社区空间,并致力于将艺术、文化、科技、公益等元素植入城中村社区营造。

Q=城市中国  A=Randal



“我们的策略不是大面积地改造公寓这种单一业态的城市部分,而是使这种肌理变得更多元化,持续输出一些影响性的内容,让更多元的社群受惠。因此我们开始将社交这个命题从公寓尺度做到社区尺度,希望把城中村做成深圳的文化标签。”


Q:一开始为什么想在城中村这种旧城里做面对年轻人的公寓?是情怀还是利益?


A:两者都有,利益可以算是情怀的基础。2015年,我们刚起步的时候深圳还没有品牌公寓,我们比YOU+入市还早。那时我们成员刚回国,在国外读书的时候看到了像WeWork这样新的共享空间,就希望把共享社交这种基因植入到居住中;再加上公寓对深圳是刚需,房价攀升的同时还有很多人前来打拼,因此我们对市场有信心。


但在发展中,我们也遇到了公寓市场结构的问题。“本地智慧”(Glocal)的全义是“全球文化、本地智慧”,公寓是一个能够输出这种情怀和模式的载体,但也取决于市场容量。我们目前也有了一些综合体、酒店、民宿、产业园类的项目。从2017年开始,开发商开始以比较大的规模进入深圳的公寓市场,并带着一些既定的开发逻辑和商业目标去做长租公寓,与我们针灸式介入旧城的目标不一样。


规模发展带来的弊端是大面积地促使蓝领往城市边缘迁徙,从而增加整个城市的商业成本。而我们的策略不是大面积地改造公寓这种单一业态的城市部分,而是使这种城市肌理变得更多元化,在城中村里持续输出一些影响性的内容,让更多元的人群受惠,而不仅是白领或蓝领。因此,第二阶段的发展开始将社交这个命题从公寓尺度做到社区尺度,希望把城中村做成深圳的文化标签。植入不同的业态,调整活动内容,试图让更多元的人能够参与。




“社交是一个阶段性行为,有波峰和波谷,这是人相互间磁场的表达。人们刚入住时会很愿意经常参加活动,加深彼此的认识;一旦熟悉后,要么迈向另一种关系,要么变成弱社交,不会一直保持好奇心。”


Q:在第一阶段是怎样植入这种“共享社交的基因”的?


A: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很强调主题和独立性,每一个公寓都有不同的品牌和各自的设计风格。例如岗厦1980、42号公寓都有自己的故事,去纪念我们的城市记忆,把一些广东人的故事植入到设计中,而不仅是广式的装饰风格。然后加入了社交元素,做成场景主题。例如洗衣房旁设置一个飞镖,让等待洗衣服的人一起玩个游戏;在餐桌上面放桌游,让人吃完饭可以一起玩游戏,让输的人洗碗。社区的年轻人就是利用这种碎片时间产生社交,游戏是其中一个策略。活动是另一个策略,当时流行的咖啡厅、共享办公我们也有做,还有一些让公寓社区住客能够产生强关联的社交活动。



但在第一阶段的运营和管理中我们也逐渐发现,公寓的社交是阶段性的。有强社交和弱社交,形成阶段性的波峰和波谷,这是人相互间磁场的一种表达。人们刚入住时会很愿意经常参加活动,加深彼此的认识;一旦熟悉后,要么迈向另一种关系,变成好朋友或者情侣,要么变成弱社交,不会一直保持好奇心的关系,因此也不会一直来参加活动。因此后来我们也调整了策略,不强迫所有人所有时段都社交,而是服务那些刚加入社区的人,帮他们建立关系,在这个阶段社交。




“多一个有趣的空间可以办活动,这就是价值,不需要用太高太虚的概念去描绘。作为企业,不期望很大的社区影响力,只要在内容上影响人们,帮助打开思路——原来孩子在书本外的地方,在一个村里也可以认识到40多种植物。这就足够了。”


Q:具体是什么时候进入第二阶段的?怎么将活动从公寓尺度推及社区尺度?


A:比较重要的节点是2017年,福田区团委开始找到“本地智慧”联合开展活动。团委在政府部门中是相对年轻的一群人,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主要是社区的年轻人。除我们以外,团委也和其它一些城中村机构(例如水围人才公寓)合作。我们前期一系列符合年轻人口味、有本地文化色彩的活动,是其最感兴趣的。2017~2018年,“本地智慧”开始以提供场地和内容的方式与福田区团委合作。


我们负责同团委一起筹备部分活动内容,每月一次组织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的辐射范围从公寓住户扩展到了福田区的团员。继而,又把服务对象拓宽到城中村的其他居民。我们将活动空间的一层开放,同街道办、壹基金、大自然保护协会、区团委、司法局、律师协会等人群,一起组织和开展公益活动,号召不同范围、不同阶层的人群来用这些公共空间。



Q:这些社区活动能给城中村带来什么新价值?


A:一些直接的社会价值。多一个有趣的空间可以办活动,这就是价值,不需要用太高太虚的概念去描绘。有一个场地给人用,有不同的人用,这些活动给居民带来了福利,就是社会效益。


我觉得公益是一件必须从点滴做起的事,不需要一下子想得太高太远,也不可能通过单一力量全部完成,每个参与方有各自力所能及可以做好的部分。“本地智慧”在做的,是城中村过去比较欠缺的一些部分。例如,作为年轻的机构,我们可以协助街道办照顾年轻人的需要。街道办覆盖的人群包括年长、体弱、低收入群体……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我们可以帮助填补一些空缺。


又例如,作为活动内容策划方之一,“本地智慧”可以思考怎么去做一些大众化的活动,以联结不同群体。比如,通过公益、亲子等普世话题,让蓝、白领都参与进来。公益是每个人都应该参与的,跟收入、教育水平无关。小孩子天真无邪,是跟利益脱钩的,同时也是城市的未来。因此,我们和街道办邀请村里的孩子,利用公寓的屋顶空间,学习植物知识,还办过自闭症儿童音乐会。通过无界的,每个人都有权去享受的音乐,来打破人群间的屏障。


不过,民间组织毕竟不是政府,不可能服务每一个不同阶层的人。“本地智慧”作为企业,能够做好的事情,是打造好一个文化标签,影响不同的人群,而不是把每一个人群服务好。我们不期望很大的社区影响力,只要在内容上影响人们,帮助打开思路——原来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在书本外的地方,在一个村里,实地认识到40多种植物,这就足够了,有了一个起点。



Q:作为企业,如何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调控和保证这些活动内容的社区价值?


A:所以我提到了公益是一件需要各方参与共同建设的事,我们跟很多NPO机构分工合作。他们去组织和执行,我们负责提供空间和参与构思。有了这一模式,即使在不同的地点,也比较好复制和延续。目前我们用同样的运营机制,在景田、岗厦、西丽三个片区已经顺利地开展了系列活动。所以也希望街道能够给更多的支持,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若社区升级是以营利为前提,受到市场趋势、商业策略和开发定位影响,质量和可持续性就难以保证。活动要很好地传播给更多元的大众,达到良性的互惠作用,它的前提就是非营利性。”


Q:那么社区商业价值呢?我们看到也有其它开发商或社区营造机构,看中了旧城的商业机遇。


A:我认为如果互相帮助是以实现某一种目的为前提,或者以一种太功利的思维去规划,就太难保证模式的可持续性了。


开发商有开发体量的要求,也有很高的资本流动,因此须大量复制。但作为一种开发行为,它的商业策略必须根据市场和自身的发展定位调整。那么落到社区层面,社区营造和社区商业的质量,还有模式的可持续性,就较为依赖开发商的开发行为。一旦开发商的支持力度小了,社区的活动就会慢慢萎缩。因此我认为社区升级不能过于依赖开发商,而应该更多依赖政府。


一方面,因为社区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街道办、居委会的工作内容,而不是一个商业范畴。基层政府以及非营利组织不会因为市场趋势、利益多少,或是策略改变就停止社区活动,而且是持续的、循序渐进地做活动,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持续性,能给到更稳定的支持。因此,我们的社区活动更倾向于跟他们形成固定合作,例如,联合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儿童教育分支、壹基金和基层政府组成公益团队。这些项目可能没有开发商描绘得那么动人,但是它们是能真正落到社区民生的。



联合做活动,合作的深浅也是根据每一个项目的难度和能够提供的资源相匹配的。例如,大自然保护协会要做一个深圳环保地图,“本地智慧”可以作为地图的一站,跟一些市政公园、保护区等的活动相串联。相比大型开发商,我们的软肋是复制上很慢。“本地智慧”没有自认为很有影响力,只是在点点滴滴地做一些事情,必须结合政府和社区的力量去做,而不单是一个商业行为。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经验认知里,活动要很好地传播给更多元的普罗大众,达到良性的互惠作用,它的前提就需要是非营利的。这是“本地智慧”的一个重要策略,甚至划拨出企业的一部分盈利来做公益的事情,对社会有一个反馈。例如,我们每年做一件T恤衫,想一些创意,用一些梗去制造一些话题,让大家关注这个城市。这些T恤会卖一部分,把收入捐给公益机构,还有一部分会送给合作方,去宣传这些理念。



“情怀不是幼稚的挡箭牌,商业应该是自发的。”


Q:根据运营经验,应该怎么去策划城中村青年社区的商业?


A:存在即合理,区域跟定位匹配的内容才是合理的。我最近想了一句话,“情怀不是幼稚的挡箭牌”。不能用情怀去包装不成熟的想法,把它放在一个不合适的地方。早期我们试过做沙拉店,当时留学回来的人觉得吃沙拉很健康,实际结果是没有人买,因为村里的人不爱吃冷的东西;还开过一个洗衣房,开业之后,发现中国人不喜欢在外面洗衣服,觉得脏。


商业策划需要一定的体量去支持业态构成,作为针灸式介入旧社区的模式,我们无法支撑起少量店铺,必须有整个商圈才能支撑收入。因此,底商业态必须考察附近人的消费力。社区肯定需要商业,但它应该自发形成,而不要以开发商的招商思维去过度干预。





“来自未来世界的遗产”


张宇星曾在《城中村是来自未来的世界遗产》一文中,描述了这样一种“来自过去的未来社区”——它处处充满活力、年轻、混合、有机的日常生活场景,空间极度单元化,使用流动性高,以独特的产权机制和非正规的生长过程,孕育了高度分享的经济与生活模式。


消亡,或是复生为一种另类的未来,近两三年的风风雨雨,又使深圳的城中村在两者之间摇摆。有一个展览,激发了上百种共生的想象图景;有一个开发商,提出了万村更新的蓝图,在千夫指中停滞;有一份《措施》,明确了微改造和不再大拆大建;有一个村,在多年抗争后难逃拆除的宿命;除他们以外,还有很多人以零星的力量在努力。

如果说大家为城中村感到惋惜,大概是因为察觉到有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将要被扼灭。


机遇,是深圳城中村的关键词。当劳动密集、市场自由的大城市以向上的阶层流动为诱饵,城中村是外地劳工在城市中的起点,也是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的马达。当深圳走过40个持续产业更替、劳动力升级的年头,城中村一直以来的自生长范式,代表的是打工仔的机遇、本地房东的机遇、城市发展的机遇。


而机遇,永远指向着一种未来。(延伸阅读:深双@上海 II:城中村的诗与解药





“城中村必须有一个空间释放出来,给不同的人享用,才能推动它的变化。从城市层面来说,如果每个社区都分享出一点东西,给整个城市使用,那么它就成为一种城市激活器……我们希望慢慢影响,而不是‘改造’社区,如果20年内,城中村能持续给社群提供这样的城市机遇,就已经足够。城市基因不会变老,但是形式和方法总是要改变。”


Q:所以你们更像是在保留原有城市肌理、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开放了一个平台,更多元的人互惠共享并推动城市的变化?


A:目前“本地智慧”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做到。这种模式能不能复制,特别是以公寓的形式复制,取决于很多综合因素。我们介入城中村,更看重的不是它的业态,而是它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空间释放出来,给不同的人享用,才能推动它的变化。从城市层面来说,这个想法其实也可以复制到所有社区。如果每个社区都分享出一点东西,给整个城市使用,那么它就成为一种城市激活器。


城中村是“本地智慧”起步的地方。我们团队大部分是村民,是深圳本土长大的人,但不局限于城中村。未来,我们也希望更多不同种类的城市肌理能够开放。目前,我们开始进入产业园,布点了深圳、广州、佛山三个城市,希望把基于社区的想法在产业园区实现。旧厂房、产业园、创意园,这些厂房在空间形态和业态上的可能性,相较于城中村住宅也更多。



Q:如果将“未来社区”限定在 10-20 年内可实现的社区,你对深圳的未来社区有怎样的想象?


A:首先,城中村不会消失。城市需要城中村,去支撑不同阶层的生活,形成城市的社会分工,因此我不认为城中村是一个问题。城中村过去是一个城市劳工的中转站,未来它还会是一个过渡型的社区,一个让来深工作的人群逐渐适应这个城市的生活的地方,不只面向蓝领或低净值人群,也可以服务白领或高净值人群,形成一个多元、多维的社区。社区居住者能够互相促进,良性发展,才构成社会的有机生长。


其次,我也不认为城中村需要太大的改变,因此我们做的只是针灸式的改造,点状介入城中村,提供一些差异化的居住空间,开放出一个公共空间,街道、公益机构来合作,从一个点开始影响不同的人群。如果20年内,它能持续给它的社群提供这样的城市机遇,就已经足够。



Q:但是介入也必然意味着士绅化。


A:首先士绅化并不是一个完全负面的结果,它的积极效应是清洁的环境、低犯罪率、安全和健康的保障,以及能够让初到城市的人,在这个过渡社区里建立起一种自信心,而不再认为城中村是穷人住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本地智慧”也并不是城中村社区改造和营造的唯一参与方。作为企业,我们更像是在政府宏观政策下的一个协助者,在实践层面去实现城市地块的合理调控和有机发展。如何将士绅化协同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合理范围内,是一个需要整体调控和多方配合的工作。



Q:你会怎样描述未来社区的场景?


A:或许可以参考台湾。台湾的很多村落有共同的信仰,就像过去客家和潮汕的村落,人们有共同的姓氏,有拜同一个祠堂的信仰纽带,还有共同的归属感。村民自发地为村子做很多事,例如办活动和聚会,一同准备节事——即便是外来打工的暂住者 ,也会有为村子骄傲的感受。美国的一些社区更新是由基金会牵头。基金会也多基于宗教信仰,聚在一起做一些实事,而不是一开始就功利地向着什么利益。这种认同感是要在一定时间的教育、充分经济条件之上,经社区的努力才能形成。它是一个身份名片,而不是商业机构或政府强塞的一种理念。



假如我是这样的村民,那我会希望10-20年后,村子能随城市同步发展——它不需要过度现代化,也不需要多么不同,硬件上能跟着城市科技的发展走即可,例如5G等。软件上,我想象的良性发展是社区居民会建立起共同生活的归属感,可以算是一种共同的“信仰”。“本地智慧”通过点状的介入,希望做到的是像台湾村落的一些组织一样,慢慢影响社区,而不是改造社区。我也从来没想过我们能“改造”什么。



Q:这个“想象”更像是,各个城中村会慢慢变成各种不同的样子,作为就深圳最有活力、体现深圳精神的一种城市空间?然后相似的场景也适用于你们更新的其它社区,例如产业园、综合体?


A:是的,城市基因不会变老,但是形式和方法总是要改变。



“未来村股份公司会被年轻的一代陆续接手管理和运营,他们眼界会比较开阔、懂得一些经营方法,而且有一些情怀。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会有很多年轻人具有一定社会高度的想法。”


Q:社区归属感对于深圳这样外来人口多、流动性大的城市来说现实吗?


A:我认为外来人口多不是一个必然的障碍,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就是蛇口。谈及身份,现在很多蛇口人的第一反应会说自己是“蛇口人”,而不是说深圳人。他们很有身份认同感,每年都会有一些集体活动,例如无车日等。这跟改革开放早期,蛇口地区的城市决策和顶层企业的方针有一定关系。目前蛇口居民的经济水平落差较其它地区小,收入分布呈橄榄形。当中产阶层达到一定规模,组织和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就会提高,继而影响整个社区的人群。尽管不一定有能力做到,但这是“本地智慧”非常憧憬的远期愿景。



Q:那这还是需要和经济状况、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挂钩,这对村股份公司来说值得参考吗?


A:如果村民有这样的归属感,愿意带头,开放部分资源给外来的人,会很理想。但村民实际上同质化比较严重,学历水平、职业身份都有一定局限,很多事情他们自己做不了,需要外力支持。未来这些股份公司会被年轻的一代陆续接手管理和运营,他们的思维会和老一代不一样,也许在开放资源上比较开明,比如招商、将开放空间给外来人建设等等。合作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但先要有这样的目标。


这就要求新一代人的眼界要开阔、懂得一些经营方法,而且必须有一些情怀。这其实已经是部分现实了。因为,大部分村民的小孩都在国外读书并且回国,马上就接手开始策划一些事情。这个是一个趋势,不只是“本地智慧”一家。我们只是做的比较早,试错得比较早。有的人还在试错和情怀的阶段,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做这样的事情。我也不认为我们很与众不同。



Q:所以你觉得也有很多“村二代”会带着情怀来更新城中村,不会驱逐里面的租户,通过公共活动将不同群体进行多元化组合?


A:需要看大家各自侧重点在哪里。有些人可能侧重于商业,但我相信会有很多年轻人具有一定社会高度的想法,只是时机未到,迟早会来的,我对这点还是很有信心。



“互联网服务更多是技术驱动的,我们也不能凭空想象。 但是我认为人的基本居住需求,例如安全、便捷、社交,这些是不变的,因此我们更关注有潜力发展成基建的技术,即为在未来可以最大程度共享的服务。”


Q:对于新科技,“本地智慧”怎么和新兴技术相互适应?


A:我们和智能快递柜、智能门禁、智能物业的团队做过一些公寓基建的更新,也在筹划自己的互联网物业平台。网站、微信公众号平台、小程序也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像网站这种平台,现在逐渐淘汰了。互联网服务,如网购、生鲜速递,更多是技术驱动,我们不能凭空想象出来;但人的基本居住需求,如安全、便捷、社交,是不变的。因此,我们更关注有潜力发展成基建的技术,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在未来可以最大程度进行共享的服务,例如医疗。




城市规划研究中心

《城市中国》是由建设部、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重庆大学等学术智慧资源共同参与的一本课题性的研究杂志。从政治、人文、经济、规划、建筑、艺术、社会生态、商业形态等学科的各层面介绍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权力空间背景下的发展现状,是对城市生态、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脉络的理性呈现。我们的编辑与设计团队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对该进程保持敏锐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一代知识分子。团队运用上海、广州、北京、重庆四地同步编辑、统筹的采编方式,总部设立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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